簡
繁 產貿融結合發展模式的
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
“產貿融結合”的理念最初由“產融結合”發展而來。其中，“產”指產業、實業；“貿”指內貿、外貿等貿易流通活動；“融”指金融，包含銀行、財務公司、信託、證券、保險、基金等。在理論界，目前對“產貿融結合”尚沒有清晰一致的定義，多數研究都是圍繞“產融結合”展開。而“產融結合”，從狹義角度講，是指在經濟運行中，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爲了共同的發展目標和整體效益，以股權關系或利益共同體爲紐帶，通過參股、控股和人事參與等方式進行的內在融合，具有滲透性、互補性、協同性、雙向選擇性等特點；從廣義角度講，“產融結合”還包括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通過業務合作、業務服務進行的結合與互動。“產融結合”是產業資本發展到一定程度，尋求經營多元化、資本虛擬化，從而提升資本運營層次的一種趨勢。
實踐當中，“產貿融結合”則是指在產融結合的基礎上，實業、貿易與金融爲了共同的發展目標和整體效益，通過參股、持股、控股以及業務合作等方式，向其中某一領域或兩個領域進行的自然延伸，以及內在的結合或融合。“產貿融結合”是產業、貿易、金融三大類業務成長到一定階段後所必然產生的內在需求，該模式的發展具有深刻的理論基礎，是“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下各經濟領域相互分工協作的客觀要求，更是“資源稟賦”與“比較優勢”理論的綜合體現。
近年來，國內大型企業集團在產業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開始大力發展國際、國內貿易業務，“以產帶貿、以貿促產”逐漸成爲諸多企業集團完善產業布局、擴大市場佔有率、提升競爭實力的必然選擇。貿易業務具有佔領市場快、地域跨度廣、現金流量大、變現能力強等特點，本身具有很強的金融屬性，而以產業爲依託的“產貿結合”的發展模式，也成爲金融資本的最愛。產業、貿易、金融三大支柱的相互補充、協同發展，已逐漸成爲現代大型企業集團快速發展的依託。在此背景下，作爲“產融結合”的延伸及最新表現形式，“產貿融結合”發展模式應運而生。
在企業生命周期中，當實體企業發展成爲企業集團時，往往已步入成長期或成熟期，在這一階段，企業具備了一定的資產規模和優勢地位，如何鞏固和加強自身地位、挖掘創新發展領域、謀求可持續發展，就成爲了企業面臨的首要任務。在此背景下產貿融結合模式的產生，對於集團性企業的長遠發展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根據國內外理論研究和企業經營實踐歸納，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規模的“放大鏡”。大型企業通過推進戰略轉型，採取富有成效的國內外重組並購和業務整合，可由單純從事產品經營的專業化公司轉變爲產、貿、融結合的綜合型企業集團。
在此過程中，產、貿、融三大板塊通過相互依存、優勢互補，實現有效協同，縱向進行產業鏈延伸和資源整合，橫向進行戰略並購、重組，提高集中度和話語權，通過全面、靈活的企業運作形式，可以將原來屬於企業外部的收益並入到企業內部，從而達到整個企業利潤最大化、規模最大化的目的。
第二，風險的“潤滑劑”。通過產、貿、融三個板塊的整合，企業可以連通產品生產、流通、消費和分配的各個環節，不僅能夠擴大企業規模、擴展業務領域，更能通過多元化經營，有效降低整體風險。如在過去幾年宏觀經濟下行、實體企業舉步維艱的環境下，擁有金融業務的實體企業其業績波動幅度普遍小於無金融業務的實體企業。江西銅業集團公司自身的生產經營實踐也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過去幾年江銅金融板塊利潤佔比呈顯着增長之勢。此外，企業發展金融產業，也有助於逐步培育企業自身的金融能力，幫助企業充分利用金融手段控制風險，通過資金流的價值管理保證資金、資本或債務安全，並最終實現企業的產業與經營安全。
第三，成本的“調配器”。對於大型企業集團而言，各關聯企業之間、各子公司與外部企業之間、各企業內部，都會產生大量關聯交易，通過產貿融結合的運作模式，能夠幫助企業充分利用法律法規、政策，優化內部關聯交易價格，合理配置集團資源，以達到稅收等方面的成本最優，大幅降低企業交易成本，提升企業綜合競爭力。與此同時，通過產貿融結合，企業可以將產業、貿易與金融共同置於一個集團控制主體之內，從而將相當一部分體外循環的資金變成體內循環資金，降低融資成本，優化資源配置。
第四，價格的“水龍頭”。在某一行業內，企業的規模往往決定着其行業地位，進而決定其話語權的大小。在企業內部，通過貿易和金融結合不但可以實現集團產品的順利銷售，同時可以擴大集團外相同或相關產品銷售規模，當市場規模達到一定份額，可以使其逐步成爲整個行業的交易中心，從而充分享有市場的定價權。對於有色金屬企業而言，利用規模優勢奪取市場定價權，同樣也十分重要。在國際市場中，通過產貿融結合的運作模式，能夠實現多種產業的協同運作和各類資源的高度整合，從而佔據市場的主導地位，甚至對國際市場價格形成主導作用。
產貿融背景下中國再生銅
產業的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世界再生銅的產生量與經濟情況、人口密度存在較顯着的相關性，當經濟景氣、人口密度較大時，汽車、電器、房地產等的消費及更新換代加快，再生銅產生量增多；反之則再生銅產生量少。歐洲、亞洲及北美地區是全球再生銅主要產生地，但近幾年隨着亞太地區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汽車、家電等涉銅產品的報廢周期不斷縮短，再生銅生產量逐漸增加，因此亞太地區再生銅產生量佔全球再生銅量的比例逐漸升高，北美及歐洲等地佔比逐漸降低。2016年，全球再生銅生產總量841萬噸，較2015年860萬噸小幅下降，銅價在2016年整體低迷下，再生銅產出有所下降，降幅主要來自亞洲。2016年全球再生銅主要產出地依舊爲歐洲和亞洲，佔比分別爲28.5%和55.9%。2016年全球再生銅間接利用量和直接利用量分別爲385萬噸和456萬噸，中國2016年再生銅利用總量爲285萬噸，其中，間接利用量和直接利用量分別爲215萬噸和70萬噸，全球佔比分別爲55.8%和15.4%。
中國對再生銅的利用分直接利用和間接利用，直接利用多以紫雜銅和合金再生銅爲原料生產銅杆、銅棒和銅板帶等，間接利用主要以紫雜銅爲原料生產陽極銅，再通過電解產出陰極銅。2001~2008年，中國再生銅的直接利用量持續增長，主要受直接利用再生銅的大戶銅棒和銅線杆產量增長的驅動，再生銅的直接利用量也得到快速提升。2008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銅價急跌引發再生銅進口大量毀約，進口量急劇減少。2016年，中國共進口廢銅334.81萬噸，較2015年365.85萬噸減少8.48%。同時，銅價急跌也導致部分加工企業減產甚至停產，同時再生銅與精銅之間的價差也大幅收窄，從而減少了再生銅的直接利用量。此後雖然進口逐步復蘇，但隨着部分企業通過技術引進和升級，由於工藝對原料的要求比較高，基本採用精銅爲原料，減少了再生銅的用量，同時銅冶煉產能的持續大幅擴張，使得冶煉企業加大了廢雜銅的採購力度，直接利用量逐漸縮減，到2016年再生銅直接利用量減少至四分之一左右。我國銅冶煉企業廢雜銅利用量在2013年達到峯值，其後也是逐年縮減，目前約佔全國精銅產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近十多年來，國內再生銅回收量增長迅猛，從2001年的25.7萬噸增長至2016年的95.5萬噸。其中電力行業是再生銅回收最主要的來源，幾乎佔到總量的50%，特別是自2009年以後，國家加大力度對電網進行升級改造，大大增加了這部分銅的回收。以中國銅的綜合平均使用壽命20年左右測算，2019年以後國內自產再生銅量有望增速加快，能有效彌補進口量下滑帶來的影響。
目前在國內，再生銅回收行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多數再生銅回收企業主要分布在廣東珠三角、浙江寧波臺州以及天津保定等三個區域內，大都以人工拆解回收爲主，機械化、自動化水平低。相比電銅、銅杆等產品，由於再生銅產品固有的特性，其產貿融結合發展水平也相對較低，尤其是其金融屬性，遠不及標準化的電銅、銅杆產品。此外，隨着2009年國家取消對回收企業廢舊物資免徵增值稅的政策，同時由於2012年初銅價一路下行，使得各地的拆解回收企業經營步履維艱，大量企業關門歇業，市場供應顯着減少，存餘企業則是苦苦支撐等待市場轉變。2016年底，受銅價觸底反彈的利好因素影響，七類廢料進口量有所增長。海關數據顯示，2017年1~7月，全國累計進口廢銅213.9萬噸，同比增加16.27%。今年7月，市場傳言七類廢料將於2018年年底完全禁止進口，而這一消息已被多方渠道證實，再生銅回收企業面臨政策性轉型的巨大壓力。
隨着國內回收交易市場的不斷規範和發展，電力、建築、交通等行業的快速發展和更新，國內再生銅回收、利用量逐漸增加，產貿融結合發展水平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諸多問題：
一是再生銅利用率遠低於發達國家。隨着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再生銅資源不斷增多，我國再生銅資源產業規模不斷壯大，區域性集散市場初步形成，技術水平有所提高，但我國再生銅利用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顯着差距。在發達國家，再生資源包含範圍極廣，甚至連尾礦都屬於再生資源，而我國再生資源行業只包括再生銅、廢鐵、廢紙、廢塑料等；七類廢舊物資回收方面，中國僅爲美國的1/4，回收總值也僅相當於美國的1/16。
二是行業缺乏專業、規範的回收體系。目前，在國內再生銅回收行業中，組織無序、管理失範、環保不達標的小回收主體，在行業中佔據較大比重，特別是近幾年在銅價低迷、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多種因素的擠壓下，再生銅回收行業利潤空間不斷被壓縮，從業人員大幅退出，更是加劇了這種不規範性。
三是行業回收技術水平較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包括再生銅行業在內的再生資源行業普遍存在諸多技術瓶頸，大量的拆解回收仍以人工爲主，回收環節分揀粗放，缺乏精細化分揀技術，加工利用環節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低，尤其缺乏處理規模大、經濟效益好且具有帶動效應的重大技術和裝備。
四是成本激增成爲制約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於廢舊物資回收行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增值稅難以抵扣，再生資源回收行業普遍存在稅收負擔偏重的問題，加之人工、土地、用電等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同時由於當前環境下，電解銅和再生銅的差價空間的縮小，諸多銅生產企業紛紛通過進口銅精礦來代替再生銅，再生銅需求減少，進一步擠壓了行業的利潤空間，導致行業規模發展受到制約，再生銅供應也時常出現緊張。
五是在信用風險頻發背景下產貿融結合模式備受質疑。2013年起至今，在國家去槓杆的金融環境大背景下，大宗商品領域先後發生了2013年3月上海鋼貿、2014年3月超日債、2014年6月青島港銅融資騙貸等數起標志性的信用違約事件。銀行爲控制風險，緊縮信貸，控制資金流出，加之相關企業的不規範運作，銅行業尤其是銅杆產品下遊企業受到嚴重衝擊，大量企業出現嚴重資金短缺，部分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導致信用違約頻發。受此傳導影響，包括再生銅在內的整個銅行業信用風險均是陡然增加，曾經備受推崇的產貿融結合模式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很多人認爲正是產貿融模式給企業造成了“滅頂之災”。
六是利用產貿融結合模式對衝風險方面存在明顯不足。長期以來，我國再生銅企業在運用產貿融結合發展模式助推發展、對衝風險方面，始終比較保守落後，主要表現在國內再生銅生產商、貿易商很少使用期貨工具虛實結合對衝現貨風險；很少與下遊冶煉廠籤訂長單，基本都是隨行就市現貨交易；銅價上漲過程中出貨意願強烈、銅價下跌過程中惜售現象普遍等等。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缺乏套期保值、長單銷售等產貿融結合的風險對衝手段，再生銅產業鏈企業風險管控能力和手段嚴重不足，違約事件大幅增加。
關於再生銅產業
產貿融結合發展的思考
應審慎客觀地看待產貿融結合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加快推動再生銅產業穩定健康發展。在信用風險頻發的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產貿融結合模式備受質疑，很多觀點認爲產貿融模式正是企業出現問題的“罪魁禍首”，必須停止運作，甚至出現了“誰運作追責誰”的怪象，可謂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針對這一現象，我們必須要客觀、辯證、一分爲二地分析，查找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並堅持問題導向，完善企業自身制度、規範運作才是正確的選擇。推進產貿融深度融合，加快再生銅產業戰略發展，一是要在“穩”與“活”上做文章。產貿融結合要堅持“穩中求進、緊中求活、提質控險、協同發展”的主基調。一手抓穩，穩是前提，進是目的，保持業績增長穩定和企業團隊穩定。二手求活，要提高企業決策的效率，提升經營策略的靈活性，盤活存量、持續創新、激發活力，不斷提升業務經營能力和效率，穩健高效推進企業經營管理工作。二是要正確處理好產貿融結合發展與三者之間內在的關系。產貿融結合發展是實體經濟規模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內在的需要，是必然的結果。它有利於實現規模經濟，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有利於促進優勢互補，是實現“以產帶貿、以貿促產、產融結合”，開闢企業價值增長點的重要手段。其中，生產是價值創造過程，是貿易金融的基礎；貿易是商品的交換過程，是價值變現的渠道；金融是跨時空價值的交換過程，是價值流通的載體。產融結合，縱向可以進行產業鏈延伸及資源整合，橫向可以進行戰略並購提升行業集中度和話語權。貿融結合是實現虛實結合經營，實現盈利模式多樣化的重要手段。產業鏈可以嫁接金融、貿融之間也可以互相滲透，但三者相互之間一定不能錯位、不能混淆，必須要有邊界，這是產貿融發展的底線，也是不可觸碰的紅線。
回顧以往，行業內衆多企業在經濟新常態之前運用產貿融結合模式順風順水，但進入經濟新常態後卻紛紛出現信用風險和逾期賬款問題，不是產貿融模式本身有問題，而是企業濫用了產貿融結合模式，在三者相互滲透時越過了邊界，貿易過度金融化或金融過度槓杆化，這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因此，下一步要推動再生銅產業快速健康發展，必須要正確認識產、貿、融三者之間的關系，在發揮產貿融協同效應時確保不越位、不觸線。
要充分利用產貿融結合，加快再生銅產業海外布局。隨着我國對環保要求的日益提升，對進口固體廢棄物監管日益嚴厲是大勢所趨。今年7月，國家對七類含銅廢料的禁止進口，實際上就是海關等部門加強對這類物資進口監管的例證。同時，由於從2011年礦企資本支出達到高峯，經過五年建設期，到2016年礦山達到投產高峯，目前全球銅精礦主要新增產能已基本得到了釋放，未來一段時期全球銅精礦供應增速將逐步趨穩。2018年起，世界銅精礦的供需關系或將發生顯着改變，銅精礦逐步趨於短缺，並且未來的缺口將越來越大。有鑑於此，在當前國家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中國銅企業要迅速果斷抓住機遇，充分利用自身或國內優勢企業的國際貿易渠道以及國內產業、金融資本的大力支持，深化產貿融滲透與協同，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積極參與國外再生銅資源的開發和國際化經營，在再生銅資源富餘、人工成本低廉的國家和地區建廠或園區，或者收購再生銅生產商和中間貿易商，建立全球再生銅貿易網絡，實現在全球範圍內整合配置資源，爲優化中國銅企原料結構、保障增加原料供應、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提升國際競爭力等提供堅強後盾。
重視深化產貿融結合，推動再生銅冶煉做大做強。再生銅資源是一種載能性資源，已經載有原生資源，主要包括加工過程中的能耗、物耗、設備工具消耗以及人力消耗等。使用再生銅資源，就是利用廢舊產品附加價值，可以產生良好的節能減排效果。因此，再生銅產業具有天然的綠色競爭力。實驗數據表明，與利用原生礦產資源相比，每噸再生資源綜合節能爲1.1噸/標準煤，減少廢水排放48.25噸，減少固體廢物排放5.37噸，減少二氧化硫排放0.0234噸。每回收利用1噸再生銅，可獲得銅料0.9噸，可節省銅礦石8噸。因此，可通過深化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融合，發揮實業的基礎支撐、貿易的渠道觸角、金融的價值載體作用，挖掘市場機會，集聚優勢資源，高效發揮產貿融之間的協同效應，加大兼並重組力度，大力推動再生銅冶煉做大做強，努力實現再生銅產業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在當前環境下，尤其要鼓勵貼近市場和大型冶煉優勢企業，加強與上下遊配套企業的創新協同發展，充分發揮龍頭企業帶動和產業集羣作用，建立再生銅回收、利用、應用“生態圈”，努力實現回收、利用和應用的本地化。在這一方面，當前江西省鷹潭市已經擁有一個很好的基礎，也具備很好的條件，未來發展潛力十分值得期待。
要用底線思維謀主動，確保產業經營安全穩定。推動再生銅產業產貿融健康持續發展，合法合規是前提，再生銅企業除了要準確把握產、貿、融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之外，還必須正確處理好風險控制與創新業務模式、風險控制與創造效益之間的關系，要善於運用底線思維，對業務運作過程中面臨的諸多可能性進行預判，明確可以把控的空間或可能出現的最壞結果，科學設立最低目標，掌握發展主動權，爭取最好的結果。要運用好底線思維，一是要正確處理好產融貿模式變革和加強監管的關系，着力在“改”和“管”上做文章。企業在革新產貿融業務模式的同時，堅決落實監管責任，以“強監管、治亂象、防風險、追責任”爲導向，高度重視風險管理、內部管理和業務管理。二是正確處理產貿融風險防範與風險化解的關系，着力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文章。堅持風險是硬約束、是第一責任，倡導樹立“賠不起意識，建立化解風險就是創造利潤”的風險管理文化，嚴控增量風險，消滅存量風險，點面結合，防化結合。三是正確處理好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關系，着力在“嚴”與“實”上做文章。要以監管保穩定，在穩定中增強市場信心，促進企業發展；以監管求創新，在創新中提高競爭力和發展活力；以監管倡服務，在服務中提高監管水平；以監管保發展，在發展中化解風險，解決問題，緩解矛盾；以監管謀安全，在安全中確保長治久安。
希望政府層面加大對再生銅產業的政策支持力度。再生銅具有雙重屬性，如果處置得當，就變成可利用的二次資源；如果處置不當，將會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同時，由於我國是貧銅國家，超過70%以上的原料依賴於進口，而大力支持國內再生銅產業發展，可以有限緩解國內銅資源的不足。因此，國家政府層面應進一步強化對再生銅產業的政策支持，針對再生銅產業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重點從廢銅進口限制、銅企業“走出去”、增值稅抵扣（減免）、回收站點建設納入城市土地建設規劃、規範產品標準體系、技術創新和裝備引進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動提高再生銅利用率，加快再生銅產業發展，提升產業綠色競爭力。
（本文由中國有色金屬報根據吳育能在全國再生銅產業鏈創新發展高峯論壇上的報告內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