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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本着讓全村人不僅有飯吃、有活幹，還要有一定財富的初衷，張天任帶領新川村民們甩開膀子合夥幹起了電池廠。
這一幹就是32年。
讓張天任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近13年間長興鉛蓄電池產業所經歷的兩次變革。後來，一直被長興人驕傲地稱之爲兩輪“轉型升級之路”。一次發生在2005年，另一次是在2011年。
這兩次轉型升級徹底改變了長興原有的電池產業格局。
從最初的175家到61家，再到最後的16家，長興鉛蓄電池企業在一輪輪“洗牌”中大幅減少，整個產業卻並未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實現了產值增長超13倍，天能、超威兩大集團成爲千億級龍頭企業，引領整個行業發展。
彼時，張天任不僅是執掌天能集團的董事長，亦是浙江省蓄電池行業協會會長。在他看來，關停“低、小、散”污染企業，同時進行收購、兼並和整合，最終讓長興電池產業重獲了新生，並促使環保和經濟獲得雙贏，“這條路子是走對了”。
從創業伊始的簡單初衷，到產業“洗牌”後“既要有錢花，更要有好的環境”，這其中的轉變，張天任深知意味着什麼。
當記者在人羣面前問他，天能當年面臨怎樣的“轉型之痛”、考慮最多的是什麼時，他的回答有一種算長遠賬、算大賬的智慧：“做企業有長遠眼光，就不會計較眼前得失，而會考慮的更全面、更長遠。盡管我們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了很多難題，很痛苦，面臨各種阻力，但我們相信這條路是對的，並堅定地走下去，動力就源於此。”
“如果當時不下決心淘汰落後裝備和工藝，不創新技術，我們不可能走到今天。”張天任說。
浙江湖州市長興縣現在被譽爲“中國電池產業之都”，但誰能想象就在幾年前，電池產業曾給其環境造成的傷痛，長興也因此爆發了轟動全國的“血鉛事件”，離此不遠的德清縣，亦是如此。一時間，整個行業被推至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
而此後掀起的環保整治風暴，又使長興在痛定思痛之後面臨着另一場“陣痛”和博弈。
兩輪“洗牌”
從企業總數175家減至16家，從總產值17.31億元升至246.32億元，從“全國重金屬污染防控區”到“重金屬污染防治示範區”，這是兩輪“洗牌”給長興電池產業帶來的變化。
而此前很長一段時期，長興產業結構先天不足，偏高能耗、高污染，“低、小、散”產業布局嚴重阻礙了長興經濟健康發展。除了小蓄電池廠外，長興縣還有小石粉廠、小化工廠、小皮革廠等，雜亂分布於各個角落。
可以想象，在1000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近200家鉛蓄電池廠分散生產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張天任說，當時很多企業是手工作坊式的，既無營業執照，也無環保設施，可以說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
這裏電池產業最早興起於改革開放初期。張天任告訴記者，當時農村有大量富餘勞動力，他和村民集資創辦了天能，那時每人投資500元到800元，這在80年代的農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時，當地電池生產幾乎無任何環保措施。張天任坦言，剛進這個行業第一天就目睹了電池生產對環境的污染。“酸水、廢水排放就是挖兩個坑，一個坑裏放上石灰，把酸性中和一下，再淌到另一個坑自然滲透掉，鉛污泥在坑裏沉澱，就是這麼簡單的環保。”
此後的十多年間，全國多地相繼爆發“血鉛事件”，長興也深陷其中，當地居民鉛中毒、莊稼鉛超標，地下水也被污染，整個村子被迫買水喝。
這種困局在兩次轉型升級後才得以扭轉。2005年首輪整治，175家鉛蓄電池廠銳減至61家，企業技術裝備由手工轉向半自動化;2011年第二輪整治，企業再次兼並重組減至30家。現在實際在產16家，全集聚在工業園區。長興鉛蓄電池產業的瘋長格局就此終結。
轉型陣痛：一場“利益博弈”
張天任深感轉型升級帶來的陣痛和紅利。
在天能集團辦公樓一間會議室裏，他告訴記者，這是一場“利益博弈”，必須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當長興全縣正大刀闊斧進行首輪電池行業整治時，天能迎來了轉型的關鍵時期，這次轉型讓張天任記憶猶新。他沒有率領公司完成類似“蛇吞象”式的驚人收購，他所引領的是一場電池行業的自救。
在“洗牌”中，天能（00819）、超威（00951）兩家企業兼並了當地大大小小數十家傳統電池廠，這讓此後的天能、超威獲益匪淺。2007年，天能集團旗下天能動力(00819)以“中國動力電池第一股”在香港主板上市。
不過，張天任告訴記者，在行業整治大背景下，當時關停一家企業至少損失在1000萬元以上，這是令他頭痛的事情。天能關停了早前收購的一家無任何環保設施的合資企業，損失近3000萬元(政府補貼1000多萬元)。
長興當地一位參與過此前行業整治的企業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說，“當時在環保整治中，確實有很多污染問題很嚴重的電池廠要被關停，也有不少企業被兼並重組，但由此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矛盾，比如工人如何安置、債務如何處置、諸多利益糾紛如何解決等等。因爲當時有的工人也投了資，企業關停了，必然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影響。”
而對於天能這樣的大企業，第二輪轉型升級雖使其實現全自動以及智能化改造，但它也面臨着諸多難題，比如剛更新環保設備不久，新標準又出來了，而且地方標準比國家的要更高，這迫使其不得不再次改造升級。
“這確實讓我們很痛苦。”張天任說，當時股東爭議很大，甚至有人指責他經營嚴重失誤。因爲4億多元裝備剛上不久就換掉，是全部要步入壞賬處理的。但天能最終頂住了各種阻力和壓力。“寧可發展慢一點，也必須改造升級。”他說。
而就在兩年後，天能遇到了難關，企業出現有史以來的首次虧損。據張天任講，當時面對着股東的質疑、銀行的懷疑和社會的關注，壓力很大。2015年以後內部爭議越來越小，因爲新裝備投入使用後，企業很快實現了盈利。
而對於地方監管部門而言，在行業整治過程中，他們則又面臨着另一種“痛”。
徐兆輝是湖州市環保局副局長，他曾經歷了這一過程。他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當時我們面臨的問題確實很復雜，特別是對“低、小、散”電池廠的整治和關停，引發了一些矛盾和糾紛，當時甚至有業主威脅執法人員：“你們要再來關廠，我就從樓上跳下去。”
長興縣環保局黨組成員俞文傑說，當時一個蓄電池能賺十多塊錢，各個小電池廠效益都很好。“有的在晚上摸着黑、偷偷生產，有的幹脆全天生產。”
俞文傑在第二輪電池產業轉型升級時，還是和平鎮環保所所長，當時轄區內9家鉛蓄電池企業須進行原地整治提升，其中首要任務是讓這些企業先停產。
但是，在行業利益誘惑和驅使下，要責令企業停產整治，其實並非一件易事。俞文傑深感壓力之大，據他講，當時採取了一些非常舉措，比如聯合供電所對其斷電停電等，此外也要一戶戶上門走訪做工作。
王楚斌直言：“這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問題，是利益之爭當然會引發各種矛盾，關停整治工作確實不好幹，但不到位也不行，必須要有鐵的手腕和鐵的決心，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淘汰落後產能長效機制等。”
當記者問到環保整治中面臨的最大擔憂是什麼時，王楚斌說，“就是如何確保不把行業整垮、整掉，而是要通過整治，改善環境，把產業做大做強。”
此外，超威集團總裁楊新新也向記者介紹，超威數10億元企業兼並及改造資金的投入，也引起了公司內部的極大爭議，認爲存在一系列風險，但超威轉型升級後也實現了發展壯大。
轉型紅利
這座前後投資達48億元的循環經濟產業園，堪稱天能集團的一張王牌，也被張天任視爲電池制造生涯中的得意之筆。
記者了解到，目前，該產業園實現了鉛回收率99%以上，已建成“年回收處理30萬噸廢鉛酸蓄電池”、“年產2000萬千伏安時動力儲能用密封鉛酸蓄電池”兩大項目，是中國鉛蓄電池行業唯一一條集生產、回收、冶煉、再生產於一體的閉環式綠色產業鏈。
該產業園位於長興縣城南工業區，距縣城約30公裏，自2012年建成投產至今已頗具規模，就算只是走馬觀花地繞看一圈，也要一個半小時。在這裏，鉛蓄電池回收再制造的魅力，無人能夠抗拒。
在這座工廠裏，記者聞不到被污染的氣息，也沒有像其它涉重企業隨處可見的水蒸氣和雜亂堆放的廢品。
引起記者極大興趣的是，這裏上演的“工業廢水養魚”場景。望着遊走於水池的鯉魚，天能集團總裁助理蔣玉良告訴記者：“工業廢水都經過了無害化深度處理，可以用來養魚、澆花，這也是監測水質的一種方式。現在天能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達100%。”
記者走進天能鉛蓄電池回收及再制造車間，一排排整齊的生產線正在運行。“這十多年，裝備逐步實現由手工到半自動化，再由半自動、全自動化升級爲全自動裝配生產線，與智能制造相結合。”蔣玉良坦言，現在一條線上僅幾個員工，但卻相當於以前數十人甚至上百人幹的活，人均產能提升3.7倍，每15秒就產出1塊電池。
其實在很多人眼裏，一塊鉛酸蓄電池用完後便無價值，但在這裏一塊近10斤重廢舊鉛酸蓄電池經多道工序後，被分解提煉回收的物質再次送進生產線，便可重新造出鉛酸蓄電池。
據蔣玉良講，從廢料中直接回收再生鉛，企業生產成本、能耗、排放大幅降低。提取再生鉛的成本比原生鉛低38%，能耗僅爲原生鉛的35%，每生產1噸再生鉛可節約標煤60%、節水50%，同時減少固廢60%，減排二氧化硫66%。
轉型後的“兩本賬”
環保與經濟這“兩本賬”怎麼算，持續備受社會關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認爲，面對這“兩本賬”，地方政府一般會優先選擇經濟，環保則相對滯後，仍是短板。對於污染問題，如果政府意識不到或下不了決心，那環保整治就很難推下去。所以地方政府應拿出更多精力治理污染，補好短板，這樣才能達到經濟與環保的平衡。
長興縣經信委副主任姚建忠說，經濟與環保是一個統一體，並不矛盾。環境治理促進經濟發展，這毋庸置疑。我們現在正在“回頭看”，加緊補短板。長興縣產業轉型升級並未結束，仍在繼續。
據當地政府部門數據顯示，2017年長興縣鉛蓄電池行業實現產值246.32億元，全縣規上企業產值1305.83億元，佔比18.86%;貢獻稅收7.8億元，全縣工業稅收39億元，佔比20%。天能、超威兩家千億級鉛蓄電池企業，在細分行業中擁有全國定價權。
其中，天能已連續四年實現高速增長。據張天任講，天能每一次創新升級都付出了沉重代價。盡管出現過虧損，過程很痛苦，但最終我們嘗到了處理好發展與環保“兩本賬”、注重綠色發展所帶來的紅利。
他對記者算了一筆賬：2000年以來企業環保投資近20億元;近三年，有4.7億元環保及制造設備被換下，被再次優化，但最終實現每年以20%的銷售和30%的利潤在增長。他說，“這對於曾抱有質疑的股東和員工來說，感觸很深”。
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天能集團營收達1127.8億元，綜合實力位居中國電池行業百強企業第一，全球新能源企業500強第26位。
實際上，長興縣其它產業也在進行環境治理。長興縣副縣長楊永章對經濟觀察報說，2013年全縣有300多家大理石切割裝備企業，年稅收貢獻不足1000萬元，但經整治後，共15家企業，年稅收大幅提升至1億-1.5億元。
“其實生態環境、產業發展以及地方經濟都是共生的。現在公衆對環境要求越來越高，如果一個地方把幾千億財政收入放在這裏，但帶來的卻是污染的空氣、水和土壤，公衆肯定不會買賬。”楊永章說。
根據長興縣政府數據，2017年長興60家新能源產業規上企業完成產值305.5億元，佔全縣比重達23.4%。楊永章預計，再過三年，長興縣將形成一個千億級新能源產業集羣。
俞文傑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當地政府部門出臺了相關文件，嚴厲問責環保不達標企業。環保不抓好，企業就生存不了。下一步仍要搞好廢氣、廢水在線監測。
